&esp;&esp;所以，当“安汉公上面还能有什么？”“汉朝可不可以改朝换代？”之类的念头第一次出现在王莽的脑海时，他所能借助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，只能从商周时期寻找。

&esp;&esp;元始二年夏，王政君下了一道诏令，班固认为这是王莽的意图，不管怎样，这道诏令里第一次出现了这样的话：

&esp;&esp;皇帝年在襁褓，未任亲政……是以孔子见南子，周公居摄，盖权时也……比皇帝加元服，委政而授焉。 3

&esp;&esp;意思就是现在皇帝年幼，没有亲政，安汉公履行的是周公的职责，等皇帝成年也要效仿周公还政给皇帝，这是一种不得已的权宜之计。这就说明，此时朝野一定程度上已经把安汉公看作周公了。

&esp;&esp;孔子曾说：“甚矣吾衰也，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。 ”说明孔子一度经常梦见周公。

&esp;&esp;安汉公是否也会梦见周公？哪怕是白日梦？

&esp;&esp;在安汉公的梦里，周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？

&esp;&esp;周公，他有身份，是周文王的儿子，周武王的弟弟，鲁国的封君；有德行，制礼作乐，建立“周制”，是孔子眼中的先师；有功业，在周武王死后平定叛乱，“诛管蔡 ” 4 ，四夷宾服，海晏河清；有位子，他在周成王幼年时担任摄政，而且据说曾实打实地南面称王；有祥瑞，周公治理天下，祥瑞频出，意味着他的德位合一被上天所认可。

&esp;&esp;王莽从周公这里看见的，并不仅仅是尊号，还有身份、德行、功业、位子、祥瑞。目前“安汉公”无法涵盖这些内容，要想继续升格，只有继续模仿周公。

&esp;&esp;身份，王莽可以自诩为舜帝后代，汉元帝妻族，汉成帝母族，但比起周公与周王室是同姓，异姓外戚是一道难过的坎儿。而功业、德行、祥瑞、天命，也都需要逐项证明自己。

&esp;&esp;此外，还需要非凡的想象力，比如：汉家自有制度，从来没有过“居摄”，凭什么才敢发明出这一机制？周公居摄到底是什么样子？传说中的伊尹摄政又是什么样子？汉朝的居摄是什么“官”什么“爵”？是比照诸侯王还是比照大将军，还是更高？

&esp;&esp;再比如，高皇帝早就有约在先，“非刘氏而王，天下共击之”，这实际是一种对权力归属的“宪制”约定。当年吕后一死，大臣们就是靠这条约定铲除诸吕及其王国的。因为王仅次于皇帝，王莽无法称王，该如何跨过这道“宪制”约定？

&esp;&esp;还有，居摄的条件是什么？一个人要有怎样的道德、贤能、合法性，才可以摄政？人们凭什么支持他？他与皇帝的关系又是怎样的？

&esp;&esp;这些都不是权力的问题——王莽已经牢牢掌权——而是汉朝基本制度或者说“宪制”的问题，如果不能合适地予以解决，王莽就只能继续当安汉公，直到太皇太后和自己死去。

&esp;&esp;7黄龙与土德

&esp;&esp;“黄龙”的祥瑞无声无息结束了，当地人再没有谁见到过黄龙。但王莽效仿周公的改革早在元始元年就一步步展开。这些带有儒家理想色彩的改革所效仿的正是周公的“德行”。

&esp;&esp;所谓儒家理想，说起来很复杂，若是按照当时主流的今文经学的看法，那就是天人合一、君权神授的“君主论”，落实在行动中，就是君主要讲道德，行仁政，敬鬼神；若是按照时兴的古文经学的看法，那就是要把道德原则注入社会上上下下的礼乐制度里，君主不能空谈，得按照《周礼》的要求制礼作乐。

&esp;&esp;王莽把这两种都考虑到了。

&esp;&esp;举其大端，一个是“兴灭继绝”。

&esp;&esp;元始元年，王莽的权力刚刚稳固，就给皇族普施了一次福利：他封汉宣帝的三十六个远房后裔为列侯；允许已经绝嗣的诸侯王、列侯、关内侯可以寻找旁支继嗣，避免“国除”的厄运；他又让曾因犯罪被剥夺身份的宗室成员恢复属籍；到了元始二年，还对已经“国除”的功臣如周勃、樊哙、张敖、霍光等的后代恢复了爵位。

&esp;&esp;封地和爵位从天而降，令这些受益者们欢呼雀跃，归心王莽。王莽应有笼络人心的动机，但这也确实在实践儒家的孝治。在儒家看来，后代最大的孝，就是保证祖先祭祀的香火不灭，所以，儒家讲究“兴灭国，继绝世”，把消亡的国重新恢复，把断绝的祭祀再续香火。王莽恢复了许多失爵的封国爵位，降低了继承爵位的标准，目的就是让这些人能够继续祭祀祖先以尽孝。

&esp;&esp;第二是意味深长的“《春秋》讥二名”。

&esp;&esp;元始二年，王莽把皇帝刘箕子的名字改为刘衎，理由是“箕子”是个日常器物的名字，而且不是单名。自先秦到西汉，人们取名是五花八门的，别说“箕子”这样的“器物”，《左传》里晋成公名“黑臀”之类的都很多；至于字数，很多人都是双名，比如郦食其、周亚夫、霍去病、张安世，但按照今文经学的说法，孔子是“讥二名”的，虽然“讥二名”指的是“名字不能取两个字”还是“不能拥有两个名字”，后代有不同看法，但王莽认为是前者，只有单名才合乎古制礼法。所以，皇帝刘箕子就改名为刘衎了。

&esp;&esp;大概也是这个缘故，王莽把儿子王宇所生的长孙王会宗，改名为王宗，倒也是以身作则。

&esp;&esp;这件事情看起来会觉得荒谬，但却是颇多儒家士大夫呼唤已久的诉求。如果不是一种共识，那么汉朝人取名用单字的习惯就不会延续那么多年。东汉初年的英雄人物如刘秀等正是在这一时期陆续出生，几乎都是单名；整个东汉直到三国期间，绝大多数人也都是单名，刘、关、张、孙、曹、诸葛皆如此。说明“讥二名”不是王莽的一时兴起，也并不荒谬，甚至表明了王莽的举措颇得人心。

&esp;&esp;三是广施仁政。

&esp;&esp;王莽这一时期施行的很多新政，向来都被看作收买人心，这种动机不能说没有，但在当时看来，也确实属于遵照儒家原则施行的仁政。

&esp;&esp;元始二年夏天，青州刺史部下面的几个郡国发生大旱，熟悉农业的人知道，大水之后多瘟疫，大旱之后多蝗灾，这次青州就在大旱后遭遇了蝗灾。蝗灾还是一种灾异，王莽对此特别关注，他下令免去灾区租税，带头捐款百万、田三十顷以赈灾；两百三十名公卿群起效仿，捐资济民。在灾区，官府收购百姓捕捉的蝗虫，对饿死的家庭发放丧葬补贴，使得这次旱灾和蝗灾基本上没有产生太严重的后果。

&esp;&esp;此外还有很多。对官员，允许“比二千石”（比，比照、参考，略低于郡守级别）的官员退休后可以领取原来俸禄三分之一的退休金；对平民，把安定郡一处放马的皇家马场“呼池苑”改为安民县，允许老百姓定居生活，还免费提供房屋土地家具，由官家借给耕牛粮种；对贫民，则在长安城里划出方圆五里的地块盖了两百套房子，让贫民居住；对罪犯，则下诏把其中的妇女、八十岁以上和七岁以下的男子，除特别的大罪之外放出监狱；等等。

&esp;&esp;平心而论，这些确属仁政，而且覆盖面很宽，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