上，也就是法家推崇的“法”；又提出“治本四要”，也就是“仁、义、礼、术”，落脚在法家推崇的“术”上，再加上皇帝天然具有的“势”，用儒家的道理来论证“法、术、势”这三种法家的核心观点，可不就是刘彻最喜欢的缘饰儒术吗？

&esp;&esp;奏对结束，公孙弘的对策被擢为第一。皇帝让董仲舒远赴江都 26 ，给江都王当王国相。公孙弘则被留下，成为太常博士。从俸禄看，董仲舒成为郡守一级的官员，是提拔了；而公孙弘则有了一个很好的。

&esp;&esp;这两个人刘彻都要用，但用法不同，刘彻可能对公孙弘更满意，所以留在身边；而董仲舒，刘彻可能特意让他先去王国历练，如果他确实能以自己主张的大道理治理好一个王国，再召回长安交付重任不迟。

&esp;&esp;此时的董仲舒和公孙弘有可能关系还不错，不知道他们是否会相约：一人在外，一人在内；一人在皇宫，一人在王廷，声气相通，勉力合作，振奋儒学，各自将君主驯化为圣君，将来就能使天下重致太平。

&esp;&esp;5董仲舒之惑（三）

&esp;&esp;刘彻在通过举贤良对策提拔董仲舒和公孙弘的同时，又根据宠臣卫青的多次推荐，发现了主父偃等人才。通过推荐就可以做官，这比举贤良对策要简便多了，所以，刘彻的时代并没有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。

&esp;&esp;主父偃也是中年时转向学《春秋》，但他打动刘彻的却是早年所学的纵横家术。他和公孙弘相似，年轻时也有颠沛流离、贫困潦倒的经历。被刘彻任命为郎中时，年龄想必也不小了。

&esp;&esp;董仲舒、公孙弘、主父偃三个大龄政坛新手，开始以各自的方式影响着皇帝。董仲舒以天人感应推说阴阳灾异，以儒学平决政事；主父偃则是纵横家术；公孙弘位于他们两人中间，以儒学修饰刑名之术。

&esp;&esp;董仲舒的影响力最微弱。江都是吴国故地，离皇帝太远，江都王是刘彻的兄长里最骄横的一位，十五岁就在七国之乱平叛中当过将军，汉景帝为此赐过他天子旌旗，此事成为他毕生荣耀。即使在刘彻即位之后，他仍然恃帝兄之威，时不时怀想旌旗十万攻城略地。

&esp;&esp;刘彻派董仲舒来当相，用意很明显了，倘若董仲舒能够以礼义降伏这位骄王，那就证明董仲舒治国是有一套的，将来从王廷重返汉廷，扶摇直上，也不是不可能。庆幸的是，江都王对董仲舒还算敬重，据说董仲舒在江都推说阴阳，搞“天气预报”很有一套，求雨止雨，无不灵验。

&esp;&esp;公孙弘的影响力则持续增长，博士做了很短的时间就升迁为左内史，就是后来的左冯翊，是治理长安及周边皇陵京畿的显宦。虽然与董仲舒同为二千石，分量可是完全不同。他有时候也会向刘彻进谏，例如刘彻要打通与西南诸国的联系，公孙弘就认为此举耗费民力而无所用，向刘彻力谏，刘彻根本不听。但这些没有影响皇帝对他的敬爱，因为公孙弘为人“谈笑多闻 ”，也就是诙谐博学，很容易相处，他从来不与刘彻过分争执，即使在廷议前与同僚商量好的事情，到了刘彻面前，他察言观色，会顺着刘彻的意思改口。以至于名臣汲黯曾当着公孙弘的面向刘彻告状说公孙弘“不忠”。

&esp;&esp;“不忠”，从汲黯这个忠直刚正的人嘴里说出来，就是佞臣的意思了。但是，公孙弘自认并非佞臣，他向刘彻表达心迹，说了一句让后世更认为他是佞臣的话：

&esp;&esp;知臣者以臣为忠，不知臣者以臣为不忠。 27

&esp;&esp;“了解我的人知道我是忠臣，不了解我的才以为我不忠”，这似乎是一句拙劣的狡辩，但史书却记载，精明无比的刘彻对这句话非常欣赏，以至于越是有人诋毁公孙弘，刘彻越是欣赏他。因为，这句话确实不是狡辩，公孙弘劝谏皇帝珍惜民力，不要好大喜功，是符合儒家之道的；他不与皇帝当面争执，也符合儒家的温柔敦厚；他在廷议时“开陈其端，使人主自择 ”，能针对问题拿出几套方案让皇帝定夺；而且“其行慎厚，辩论有余” ，能分析出道理，举止却很厚道，这说明公孙弘确有才能，不是一味奉承，虽小节有亏，绝非佞臣。刘彻天天看在眼里，怎么会觉得他不忠。

&esp;&esp;但无论是董仲舒还是公孙弘，眼下都比不上如日中天的主父偃。

&esp;&esp;主父偃提出“推恩令”，解除了三代帝王的心头之患，被刘彻大加赞扬。主父偃也自恃受宠，大胆涉入内外朝诸多大事，他上书支持立卫子夫为皇后，令皇帝、卫青都倍感欣慰；他揭发燕王刘定国淫乱王廷，致燕王自杀，燕国绝嗣而废除，一时朝野震动，诸侯王更是听到主父偃的名字都会害怕。这些都是皇帝家事，一般的大臣避之尚恐不及，以免惹上祸端，主父偃却毫不惧怕，还把伍子胥的名言挂在嘴上：“吾日暮途远，故倒行逆施”。